《公共行政评论》专访夏书章教授

原标题：《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历史与未来——专访夏书章教授》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为纪念这篇文章发表三十周年，受《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的委托，倪星教授于近日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对夏书章教授进行了一次历时近两个小时的专访，特将专访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倪星：夏老，您好！您30年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公共行政学恢复和重建的里程碑。我们想请夏老回忆一下当时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夏书章：我早年是学行政学、教行政学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政治系停办，行政学课程也就不存在了。到1982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整整过了三十年。直到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之后，1979年在一次理论务虚会议上说：“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要赶紧补课。”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些学科，马上就要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了，没有这些学科肯定不行。所以，我们一批有关的教授就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率先恢复政治学系。当时，有几个学校包括中山大学在内，历史上是曾经有过政治学系的。因为传统上行政学是政治学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所以我们优先抓紧恢复政治学系。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筹建成立，学会选我担任副会长。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学开办了一个政治学的师资培训班，这个班的学员当时都很年轻，后来都成了骨干。在这个班上，我讲授行政学，渐渐就把筹建行政管理学会和办行政管理学杂志的事情提上日程来。1982年1月，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从1952年停办政治学系到1982年发表这篇文章，中间有30年。从1982年到现在又是30年，行政学即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已经很不一样了。当时，这篇文章刊发出来以后，我就参加了相关筹备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个学科，后来事实也证明，行政管理学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的时候，刚开始打算挂靠在人事部，当时人事部一位副部长很积极地参与此事，后来则决定挂靠在国务院办公厅，这也体现了国家对这个学科的重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到1988年才正式成立，但是《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是在1985年就办起来了。

这篇文章就是在当时这种氛围下写的，最重要的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然后一路过来就发展得很快，一首到成立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学院，大举开展全国政府系统培训。在高等教育方面，本科、研究生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俱全，还有博士后流动站，专业教材随之陆续出版，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即有本学科的研究中心。

倪星：刚才听了您的这些回顾，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需要、政府重视，另一方面还有以您为首的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后来，国家大规模发展MPA教育，这里面您的奔走、呼吁也居功至伟。不知您对中国MPA教育的发展历程怎样评价？

夏书章：MPA教育的发展就更晚一些。我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还很不够。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早引进MBA。在加入WTO后，龙永图有一次在广州说：面临挑战的首先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此，到1999年我国开始考虑引进MPA。公务员素质的提高是行政管理的一件大事，引进这个模式很有必要，当然内容不能照搬。刚开始筹办的时候，比较公认的是6所大学基础较好。我们到各地去升会，进行调查研究，各高校的热情空前，纷纷要求加入。从6所到12所，事实上第一批试办MPA的学校最后达到24所，全部都是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到现在，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开办了MPA，这说明需求是巨大的。在美国，有MPA学位的公务员大概占到公务员总量的10%，多的部门可以占到20%，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

目前，100多所大学MPA教育的质量都有待继续努力提高，首先是师资条件，从书本到书本不行，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我们还需要做得更稳当一些，在提升质量上多下些工关。MPA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十年时间，但总体效果如何，恐怕还要在更长的时间后来检验。

倪星：30年来，行政管理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向未来，我们也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学科发展中，各所学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慢慢有点多个流派并存的感觉。如中山大学比较强调实证研究，倡导深入公共管理的真实世界，回应国家与政府的实际需求。还有些兄弟院校，可能会强调他们工科的特长，偏向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有的学校注重国际化，有的学校强调本土化。对这些趋势，您怎么看呢？

夏书章：新的30年又开始了，我们仍在继续前进。30年前中国的情况和现在不同，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更多、场面更大，因此也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关于学科发展，我们也需要有更多新的考虑。学科发展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恰是学术繁荣的表现，值得大力提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上，有一个经验需要注意。以前我们只是专注于和西方对着干，这种想法太过于简单了。一提到政治学就想到三权分立，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一套权力制约制度呢？我们这个学科既需要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中所有进步的东西，也需要牢牢记住我们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此时此地谈论这个学科，关键的一点还是不能完全照搬，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整体质量。有些人在有意无意中认为中国的东西构不成理论，但是必须注意，中国有中国的情况，照本宣科，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是不行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原因。从无到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介绍，后面我们就要考虑如何适应中国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了。曾经有人建议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流派，我认为如果能真正和确实做到这一点，那就相当值得自豪了。

倪星：通过一流的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转型，这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确定的建院宗旨。您认为，作为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如何更好地回应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

夏书章：中国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因此我们这个学科也需要是创新型的，需要创新型的优秀人才，进行创新型的教学和科研。我们的学科体制、教育体制都需要改革，如果保守的话，那会产生不利影响。加强社会管理现在是热门话题，“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讲。社会管理其实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是Public Administration。什么是public？Public包括government和society。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比较敏感，率先成立了NGO研究所。复旦大学建立了一个合作治理研究所。合作治理其实也主要是社会管理方面的。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说到底不合作行吗？处处都是合作问题，不合作就寸步难行。我们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就要把眼晴大一些，把气派搞大一些！不光是政府管理这一方面，社会管理也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我们的研究部分，要丰富和加强我们公共管理的（研究）队伍。

我们这个学科属于应用学科，一定要读书，但不可成为书呆子。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功底很重要。现在，MPA毕业生的跟踪调查还没有做出来，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涉到课程改革。看准了就改、就试，不要浪费时间，这些都需要实践来检验。

公务员这个行业现在非常吃香，公务员考试比高考要难得多，这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公务员的待遇好、稳定，但是要当好一个称职的公务员是要下工夫的，不能贫污、不能拖拖拉拉不讲效率，需要公正清廉，这才是受过公共管理培训教育的人应有的职业品德。绩效评估、电子政务这些专业性的手段当然需要，但是思想意识问题更为重要，只靠技术是没有方向的。公务员需要德才兼备，尤其需要加强行政伦理方面的教育。当前，最重要的莫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另外，中国的传统管理智慧也需要好好研究，国内有些大学也意识到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西方是很受到重视的，比如《孙子兵法》等，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倪星：夏老刚才谈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关注、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如何把握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尊重学术惯例和形成学科特色，这几个要点值得我们好好体会。那么，站在中国行政管理学科新的三十年发展门槛上，您对于我们这些学术后辈有些什么样的期望呢？

夏书章：你们是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任在肩。我们不反对争论，但是在基本认识方面形成一个共识，还很有必要。我们的服务对象和目标是统一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力量也是一致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睁大眼晴看中国，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各条战线上都有一些领军人物涌现出来了，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我们不要被冲昏头脑，要保持清醒，这点特别重要。

倪星：根据您刚才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公共行政划分为3个领域，一是学术研究领域，重在创造知识；二是教育领域，比如MPA，重在培养人才；三是实践领域，强调参政资政，引领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年轻学者而言，既要目标明确、志存高远，也要符合国家需要、脚踏实地，同时还要有严谨扎实的科学态度等。

夏书章：对！首先脚踏实地，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否则又成了闭关自守；其次，要多吸收传统智慧；最后，要有合作的理念。我们的政府需要与学术界合作。过去有过产学研结合，就是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相结合。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名词Triple Helix，三个螺旋，即政产学，政府、产业机构和大学。没有政府的介人，有些事情就不好办。在中国，这是一条非常有利的条件。

倪星：夏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相信，在您的大旗的指引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夏书章：我们的大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老兵！

参考资料：《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